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石，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检验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也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量力而行，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财力等基础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不开空头支票。
一方面，两者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是辩证统一的。建设高品质生活需要注重把握好的几对关系 建设高品质生活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实践过程，需要运用系统观念，把握好不同层面上的一系列关系，推动人民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进入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建设高品质生活的要求，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对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积极回应，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承载着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建设高品质生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过程，急于求成往往欲速不达。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内涵 高品质生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目标要求构成的战略设想，更是涵盖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方方面面的行动纲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其次，成熟的民族国家原则上应该由认同这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治理，不仅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过渡，而且用同一性管理取代了差异性统治。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让中国的边疆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要构建中国的边疆学，就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和研究边疆问题。已有国内学者注意到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清廷君臣既然缺少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认知，也就不知道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他们在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的态度中即可见一斑。入江昭、蒂勒尔等人的前驱研究为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提供了视野、方法上的启示。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与陕西毗邻，与山西、河南也相隔不远的四川也会被看作边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说地理边疆的扩张依靠的主要是军事征服，在冷兵器时代并不总是能代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那么文化边疆的扩张则可以通过包括朝贡体系、贸易往来、知识传播、民间交流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有时甚至与军事征服逆向而行，高端、成熟的文明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武力征服者同化，就像人类历史上蛮族入侵罗马、蒙元满清征服中原之后所发生的那样。
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诏书到日，悉安所居，无自惊扰，以废耕牧。而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欧美各国，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与边疆、前途和命运。就中国边疆史来说，在逐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边界发生了数次重大改变，再加上动荡的国内国际形势，造就了边界沿线不少跨境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其中也包括生活在境内境外的汉族华人。
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维也纳体系的确定，德意志和意大利以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完成统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成分的世界格局，为跨国史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而要探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背后的原因、后果和解决之道，只靠一边的单向的信息以及据此做出的研究努力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跨国史的眼光和资料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说服力的论证。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疆土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化的自然伸展，鲜有西方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和征服。杨明洪在文章中引用特纳的话说，当代美国是没有边疆的，边疆只存在于美国历史中。
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对于边疆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认定的以领土和边界为标志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准则是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还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存在。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别一直是相对而言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过程中一种动态的文化对峙。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历经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红衣主教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贵族的努力，再加上1789年的大革命与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法国才演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繁荣发展重新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持久魅力，也让中华民族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唯有用跨国史的视角、方法，才能保证跨境民族历史考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除此之外，对边疆最早的系统研究还应包括美国地理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ChurchillSemple）。马大正据此总结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其内容主要包括：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国内事务拥有主权。杨明洪在概括边疆的属性时指出，人们经常谈论的‘边疆性，即与国家‘中心性相对应的概念。入江昭和法国学者皮埃尔·雅维斯·索尼尔共同编纂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将跨国史研究时段明确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历史，当民族被赋予权力，构成了人类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框架。
问题在于，新的边疆历史也是历史，如果边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其历史就不会终结。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史、全球史视野的引入必将为我国的边疆史研究和边疆学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对外而言，一方面是在掠夺中崛起的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另一方面是正在形成共识的现代国际关系规则。它提倡跨区域边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这明明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他建议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者要付出努力去共同讨论那些其意义超出了地方边界的问题。
洪武三年（1370），已经平定中原的朱元璋开始把目光投向周边地区。第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民族国家是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美国东北大学受过系统全球史训练的杨斌教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全球史并非是因为研究全球或者整个世界而得名。王立新进一步阐释说，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
传统中国的边疆观赋予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其中包括对国家领土的层差认知，即认为国家领土是由中心到边缘的延伸，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不仅没有被构成民族国家主要理念的公民观所冲淡，反而由于对边疆与少数民族连带关系的强调而得以强化。如果说恺撒时代罗马帝国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还设置了莱茵河边界的话，那么基督教时代罗马文明的扩张借助的则主要是宗教传播这样的软实力，其边界也在基督教势力的对外扩张中趋于模糊。
与民族国家史研究相比，跨国史和全球史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跨政府行为体、跨国公司组织和跨国非公司行为体等。他针对这一事件所发的另一番议论更准确地表达了其华夷观：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
除了像朱元璋那样试图划清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界限而强制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汉人离开化外之地而大举内迁外，大多数统治者都能像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那样容许边疆地区民夷杂处。只是到了基督教崛起以后，罗马文明的扩张才有了新的载体。
与跨国史相比，全球史在时间上关注的至少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全部的历史，比跨国史要长得多。而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处于高端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中不断推进，有利于中国文化边疆的扩张。周光俊曾发文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关键性变化：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传统帝国等国家形态相比较有着确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的根本变化。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200—250年人类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以后的历史。
他倾向于从文明的视角观察人类的历史，提出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对此，中国几代边疆学者已有共识。
她进一步发展了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边界不是人为的划线，而是物质和文化环境压力下的不断变化的地带（variablezones）。驱动罗马军团对外征服的主要是远方的财富和人口，只是在客观上居于高端的罗马文明自然而然地传播到被征服区域。
再次，既然民族国家实行的是同一性管理，就不存在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的差别，边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3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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